该项成果一经《Science》发表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Nature网站、Science网站，Science Daily、Science News、The Economist、New York Times、 Natural History Magazine、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网、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数十家国内外著名媒体报道。随后，《Science》杂志2015年2月13日又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刊出了青藏高原人类历史研究的深度报道（见Qiu, 2015, Science），对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这一重要研究进展做了重点介绍，引用了陈发虎教授和董广辉教授接受访谈时阐述的观点，同时报道了环境考古团队在青藏高原东南缘云南玉水坪旧石器遗址的初步测年结果，以及团队成员张东菊博士主持的青海湖盆地151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展。这篇深度报道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研究的关注度，增强了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知名度和国际学术影响力。

　　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在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方面的研究进展激发了相关领域学者对该问题更加深入的探讨。2015年5月22日，《Science》杂志发表了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Guedes博士等对该研究成果的评论（Guedes et al., 2015，Science），以及董广辉教授等对其评论的回应（Dong et al., 2015，Science）。

　　Guedes博士等根据大麦对温度的耐受参数，运用热生态位模型（thermal niche modeling）计算得出大麦不能在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稳定生长的推论，对陈发虎教授领导的兰州大学环境考古研究团队提出的“农业技术革新促使人类在距今3600年之后永久定居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观点提出质疑。董广辉教授等根据1949年以后青藏高原大麦种植记录、不同历史时期大麦种植的文献记载，以及柴达木盆地等高海拔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炭化大麦遗存的鉴定结果，指出青藏高原的裸大麦（青稞）实际上在当前气候条件下、各个历史时期和史前时代都曾在海拔3000米以上区域种植，其上限可达海拔4000米以上，说明Guedes等依据模型预测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其原因很可能是Guedes等人使用的模型参数是依据对加拿大温室条件下192个样点的大麦生长观测结果，属于室内实验结果，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大麦基因的多样性，以及耕作方式和耕作技术等的差异。尽管如此，Guedes等的工作对进一步理解不同农作物对高原环境的适应习性，及其对人类大规模在青藏高原定居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各国学者发表不同的观点有利于推进对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的探索和研究。兰州大学董广辉教授等提出的反驳观点得到了《Science》杂志的认可，能够在《Science》正刊上发表两个页面的回应文章是不多见的。

新闻背景：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面积第二大的高原，成为人类永久定居最具挑战性的区域之一。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过程，以及对高原极端缺氧环境的适应机制，是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地球科学等多学科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目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史前人类活动历史及其动力的研究仍存在很多待解的难题，例如，旧石器人群最早在什么时间、什么动力使人类到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生活？是季节性游猎，还是常年定居？现在牧业是藏族人群的重要生产方式，主要放牧的动物是牦牛和羊。牦牛是何时何地驯化的？其对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散起到了怎样的影响？青藏高原的游牧经济何时出现？对史前人类向更高海拔的扩张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气候的冷暖和干湿变化对青藏高原农牧业活动、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多大作用？针对这些问题，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正在与国内外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力争在青藏高原史前人类研究领域取得更多高质量的、原创性的研究成果。